对于身处通信产业中的人们来说，如何转变观念，从而更加务实地推进3G的发展才应该是当前最需要关心的。

　　记者　侯智勇

　　在过去的几年中，3G一直是通信领域最热门的话题。关于我国是否应该上3G、什么时机上3G最合适以及牌照应该如何发放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TD-SCDMA的命运问题，多年的炒作几乎使人们快要达到了审美疲劳的地步。然而随着信产部相关领导的先后表态，是否上马3G已经不成为问题，不出意外，3G牌照将于今年年内发出，那么对于身处通信产业中的人们来说，如何转变观念，从而更加务实地推进3G的发展才应该是当前最需要关心的。
　　
做遵循市场规律的选择

　　在3G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争论较多的是3G的产业问题、自主创新问题、重复建设问题、TD的民族产业发展问题、战略问题等。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叶利生副院长指出，这些问题确实是3G发展中的大问题，但是这些最终归结为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国之梦想。因此，自主创新、TD-SCDMA的民族产业化等是手段，必须服从市场化的大前提下的创新，或者是迎合经济大趋势下的自主创新。天下大势，只可顺势而作，不可逆势而取。因此，3G发展主要应该是一个商业问题，适度兼顾其他问题。作为一个商业问题，我们应该遵循发展的经济规律，也就是三个基本原理：承认运营商作为市场的主体要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因此会选择最合理的制式，低成本高效率地运营；承认市场理性的供求关系的平衡，因此，运营商会不断研究客户和市场，没有市场就不会投入；承认客户行为中的等价交换原理，因此，运营商会采用最适合的技术，以最优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高价值的业务，也就是说用户是3G发展的裁判。许多人担心的市场、运营方面的问题，都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此外，从技术和历史的角度看，3G仅仅是电信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而已，是2G技术的进一步演进，没有必要过多关注。
　　
从理性决策中受益

　　在发展3G时，国外运营商既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为什么3G在中国有那么大的争议？叶院长提出，原因之一就是在3G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国内外的电信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二代移动通信高速发展，为企业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互联网高速发展，人们看好它的未来。人们认为无线与互联网的结合将会给电信以无限美好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外的运营商都失去了理智。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全球发放了100多张3G牌照，这个费用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1000亿美元足以给那些产业巨头们带来十年的苦果。但这并不是由3G造成的。3G不过是一个技术升级，是人们当时夸大了它的作用，从而导致了非理性的决定。总的来讲，用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发展3G是我们中国运营商在启动3G业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理性就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逻辑说话，要全面、客观、符合实际，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而非理性表现为不尊重客观事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先入为主，以大错掩盖小错，以势压人，片面强调或夸大某些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非理性的态度对事业是非常有害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仍然采取了以往发展电信事业时一贯的跟随思路，这也使得我国没有在2000年前后欧洲3G泡沫异常美丽的时候立即跟进，一方面避免了欧洲各国因3G牌照的高昂费用和电信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巨大亏损，另一方面也为国产3G标准TD-SCDMA的成熟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相对于2G来说，3G只是在数据业务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并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目前国际上的发展情况来看，欧美等国在数据业务方面需求并不十分突出，这也是3G在这些国家发展得并不是很好的原因，而且国外针对3G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演进的过程当中。相反在亚洲，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在3G业务的运营方面相对较为成功，但仍然是以娱乐为主，并没有出现因为3G时代的到来而对电信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而且目前3G平台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从原有的2G和2.5G平台上移植过来的。而当数据时代真正到来的时候，现在3G时代的带宽可能仍然相对不够，随之人们也就提出了3.5G和4G。

　　在标准的选择方面，叶院长认为我们应该吸取日本发展第二代移动通信的教训。PDC产业是在日本较强大的产业环境下，政府推动，运营商大力支持下完成的，结果是价格高，性能差，与国际不能漫游，是个失败的案例。在3G的发展上，日本政府调整了政策，紧跟国际主流技术标准，取得较好的成效。TD-SCDMA标准无疑是我国电信产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其产业化的推进要慎重。
　　
政府企业都须找准突破口

　　在谈到我国3G发展面临的几大困难时，人民邮电报社网络趋势研究院王占宁院长表示，目前主要有三大风险因素：首先，3G的选择与以往我们选择技术跳跃时面临的风险不同，在2G和更早的时代，技术是成熟的，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普遍使用。但在3G时代，目前其他国家应用的非常少，尤其是在TD-SCDMA领域基本没有，这样一来，我们要是走在前面的话所担的风险就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承担的压力就很大，需要慎重对待。其次，我国的2G网络已经非常成熟，从一种旧的制式演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与原来一片空白、完全重新建设相比大不一样，重新建设的话，由于以前什么都没有，因此没有后顾之忧。在90年代初期，我国的电信业90%以上都已经是程控交换了，但美国基本上还没有升级，因为他们的纵横制发展得很好，使用得很普遍，虽然程控交换代替纵横制是必然的趋势，但当纵横制应用得非常成熟的时候，为什么要立刻升级至程控交换？我们现在在3G面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GSM网络，新技术出现之后，在不考虑建与不建和有没有资金的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实现从原来的网络向3G网络的演进，而不影响原来的使用。第三，就是市场化的问题。以前我们的电信运营商完全是国有的，无论做什么决策都跟企业自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的四大电信运营商都是上市公司，企业当然希望少投入多产出。因此在2G网络运行得非常好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进入3G时代以及选择哪种制式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他们最关心的。

　　由于以上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各方的利益，因此各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发表相关观点以争取舆论支持，因此3G在我国也就热炒了三四年，在这一过程当中，我国政府在处理问题时显得非常稳重，强调做实验，从而回避技术风险，这是一种科学的、稳健的态度。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在3G上的投入和收益不能成正比，那么企业就要面临亏损的危险，而且从目前来看，即使开通了3G业务，运营商的收益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要考虑盈利的问题。此外，两网并行所带来的技术问题和普通用户的习惯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现在很多应用始终没有摸索出来，即并没有发现有哪一类应该是能在3G上成功得到应用而在2G时代无法开展的。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与3G有关的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政府官员、科学界人士、制造商、运营商和SP等产业链上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研究3G存在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怎样才能尽快得到解决。而不是总停留在是否该发牌照的问题上。而且即使发了牌照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投入商用，它只是表示了一种态度，我们即将要进入3G时代。但是应该什么时候正式进入运营？采取哪种制式？如何组织力量来突破各种困难？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下来研究。
　　
世界正在看向中国

　　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我国在技术上还没有做过领先者，然而在电信领域，由于我们在程控交换和第二代移动通信上的正确选择，我国电信网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所采用的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这个时候，国外的3G运营商并没有哪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王院长指出，事实上，我们国家现在做的决策是在代替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做试验，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我们。而在IPv6和软交换等领域，其他国家也希望我国能够率先使用。因为这些技术如果能够在我国获得成功，那么它所带来的影响将是一些用户规模较小的国家所做试验产生的影响远无法相比的。而这也正是3G在我国热炒这么多年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外电信业也需要有一个角色和观念的转变过程，在领先了多年之后，在面对中国的3G即将领跑的情况下，我国在2G甚至更早以前通信业发展的经验则值得他们借鉴；而我们则需要吸取他们曾经领先时候的经验，以加速3G的发展，提升我国在电信领域的地位。

　　因此，在3G时代，我们在技术选择和网络演进方面做决策时考虑的问题要远比以前做决策时复杂，因此更加要冷静下来，认真对待。首先将以往跟随的观念转变过来，仔细研究2G时代欧洲在GSM上的发展策略，总结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国情，找出一条稳步发展的道路。一方面起到加快全球3G发展进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将我国的自主标准TD-SCDMA推向世界。作为我国的一块无形资产，如果TD-SCDMA能够获得正式商用，而且不仅仅在中国国内获得商用机会，那么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否则其价值几近为零。因此我国也应该适时做出3G决策，推动3G商用发展，以保持我国在电信领域的领先优势，引领未来通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