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婴：
　　现任人民邮电报社（集团）总编助理、《中国网友报》总编，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互联网协会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理事，中国信息港论坛秘书长。发表过大量在通信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通信市场逐步开放后，政府监管的尺度究竟如何把握？说实话，这是一个很不好拿捏的实际问题。政企合一的时候，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么管都是对的，怎么管都没有人提意见，因为是自己管自己嘛。社会上有点闲言碎语，那也只算舆论监督罢了。

　　政企分开后，情况就不同了。政府只是裁判员，企业才是运动员，怎么管就大有学问。监管的尺度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市场的竞争程度就会立即有所表现，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重新分配，股市的波动由此开始，用户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监管尺度是个大问题。按理说，应该是先有个法律规定一下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偏偏我们国家是先放开了市场再去制定法律。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政府的监管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当惯了家长的总喜欢多管一点，管细一点。按理说，多管一点、管细一点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利益是紧密挂钩的，政府管得过细过多，就相当于替企业在经营，这显然不妥。所以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提出：政府监管要“退后一步，站高一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监管指导方针，它在监管工作中有效地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但是，“退后一步、站高一步”并不等于放任自流，监管工作依然有个尺度问题。

　　在一次业界朋友聚会中，一位运营企业领导提出：竞争要管底线，合作要管上限。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很有道理，很符合中国通信市场的实际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和合作两大方面。竞争管什么？因为都是国有企业，竞争主体很有可能出现为了竞争不顾一切打价格战的情况，事实上也大范围地存在这种现象。所以政府在监管竞争行为时一定要看住底线，看住底线就是抑制了恶性价格战，就是维护了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利益，也维护了股东的利益。合作管什么？因为是有限竞争，很有可能出现寡头垄断和市场合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有利于形成寡头垄断的国家，通信市场却是硝烟弥漫，价格大战。）所以政府在监管企业之间的合作时要看住上限，上限的标志就是不能出现寡头垄断损害消费者权益。底线和上限看住了，就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国家、企业、股东和消费者的权益。至于底线和上限之间，则是企业自由经营的天空，谁也不应该去干涉它，谁也不能够去干涉。